评兰德公司报告：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竞争本质是“社会竞争力” | 科技观察

摘要 ·  2026.03.04

人工智能时代，当各国聚焦于“技术竞争力”时，兰德公司的一份重磅报告却将国家竞争的本质指向了“社会竞争力”。报告警示，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赢家，不取决于技术领域的单点突破，而取决于技术能否与社会深度融合、相互赋能。本文基于对该报告的解读，认为建立人工智能时代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在于让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全人发展和社会治理。本文分析了“唯技术论”的局限性，并通过案例论证，说明了只有当人工智能技术扎根于社会土壤，服务于城市治理、医疗公平、终身教育等具体应用场景时，才能转化为国家竞争力。

《国家新纪元：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格局与竞争优势》（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来源：RAND Corporation）

美国兰德公司于2026年1月26日发布长篇分析报告《国家新纪元：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格局与竞争优势》(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报告作者为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报告提出了一个超越“唯技术论”叙事的观点：人工智能技术是目前影响最为广泛的通用技术之一。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面临重大转型，仅仅在算法、算力或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领先并不能转化为国家的持续优势，建立长期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制度安排与治理能力，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使整个社会系统适应并善用人工智能，从而解决社会治理中的诸多深层次挑战。基于此，报告建议美国构建一套兼顾技术领先与社会适配的综合性国家战略，方能在人工智能全球竞争中赢得长期优势。本文认为，这份报告的最大启示在于揭示了“社会竞争力”(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才是人工智能全球竞争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避免“唯技术论”，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使其真正服务于全人发展和社会治理，从而奠定国家的长期竞争优势。

人工智能革命的核心：从“技术”到“社会”

报告聚焦人工智能革命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开篇即指出：学界普遍认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新且可能影响最广泛的通用技术，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革命，其广度与深度堪比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与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新能源、纳米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同步兴起，更成为这些技术进步的关键支撑。正如工业革命重塑全球权力格局一样，人工智能革命将对各国的国家竞争力及其前途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

然而，与当前聚焦于算法、算力以及大模型的技术竞争叙事不同，报告作者马扎尔尖锐地指出，美国及其竞争对手可能正陷入一个巨大误区：过度关注技术堆栈而忽视了人工智能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深层联系。历史经验表明，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进步并非直线发展，而是呈现为“平稳蓄势－突然爆发”的状态，故而将工业革命总结为“一键式”变革是片面的，它是技术变革与社会经济结构深度嵌入的结果。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崛起，不仅源于蒸汽机等先进设备的涌现，更得益于其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态、有效的制度建设与适应性的社会文化。同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最终赢家将是那些能够利用这项技术使整个社会更具竞争力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拥有最先进模型的国家。一个国家能否繁荣，取决于其社会是否为新技术的普及提供了沃土，以及能否有效维护技术转型期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首先是一场关于“社会”的竞争。

人工智能革命的情景（来源：RAND Corporation）

报告特别警示了这场革命的“渐进式”陷阱。尽管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有“自驱式腾飞至超级智能体（Self-Reinforcing Takeoff to Superintellignece）”“人工智能停滞（AI Plateau）”与“渐进式涌现（Rapid but Still Gradual Emergence）”三种情景，马扎尔认为后者最可能成真——即人工智能将重塑社会组织、经济生态与军事运作模式，其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但受制于高昂算力、数据稀缺与监管复杂等问题，其社会扩散呈现为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这种渐进性极易让决策者产生虚假的安全感，误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产业升级，而错失为这场指数级变革做好准备的机会。若一国仅为应对技术腾飞囤积算力，却未能及时培育社会适应能力与韧性，则最终可能在长期竞争中落败。

人工智能革命正降临在一个本已充满经济不平等、社会极化与治理危机的时代，其对各国命运的影响，取决于技术革新与社会的适配程度。这一视角与《科技共和国》(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一书对于二战后美国科技行业发展路线的批判是一致的。《科技共和国》一书认为美国科技精英回避了那些真正关乎社会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而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容易解决的小事上，关注娱乐、消费和流量，将智力资源投入“即时满足”的事务中，而忽视了技术进步对国家竞争和公共事务的作用。故而，《科技共和国》呼吁科技界重拾“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式的爱国主义，主张通过政企紧密结盟确保技术优势。然而，与兰德公司的报告相比，《科技共和国》的这种视角仍内嵌着“技术决胜”的逻辑，相对忽视了技术广泛扩散后可能引发的社会解构风险。此外，此书更多关注技术与制度的深度耦合，而对于“社会”这一技术发展真正的沃土鲜有提及。

《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来源：中信出版社）

兰德报告的深刻之处在于，超越了“如何赢得技术竞赛”的命题，进而追问“技术竞赛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一更为深刻的命题。人工智能既能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也可能在缺乏制度和规范制约的情况下，加剧社会分裂、损害全人发展。一方面，社会贫富分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而迅速扩大，科技巨头成为掌握财富的新贵；另一方面，全民知识创造能力、社会整体思考力和创新力下降，当人工智能代替人类思考和创新，公共理性随之受到侵蚀。

报告更进一步指出了一个哲学层面的关切：人类主体性（human agency）将受到损害。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活力源于其公民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命运以及探索未知，然而，当算法日益深入地渗透到公民接收信息和做出选择的路径时，国民存在沦为被动的“数据节点”的风险。报告认为，那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革命，使其增强而非削弱人类能动性和尊严的社会，将会繁荣；而那些任由人工智能叠加在掠夺性制度之上，进一步剥夺人类主体性的社会，将遭受长期的竞争劣势。如果缺乏健全的、伦理框架与公民教育作为配套，单纯追求技术领先不仅无法转化为长期国家竞争力，反而可能从内部腐蚀人类社会的智力资源、凝聚力和尊严。国家竞争力的真正战场，不在实验室的芯片中，而在广阔的社会沃土中。

国家竞争的底层逻辑

基于其长期对“国家竞争力的社会基础”的研究，这份报告构建了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国家竞争与发展的核心框架。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的底层逻辑从单纯追求在“技术栈”（芯片、模型、算力）上的领先，转变为追求人工智能的“社会适配”能力——即通过制度安排与伦理规范引导人工智能安全、可信、高效且公平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从顶层设计上，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锚定于增进社会凝聚力、扩展个人机会、提升治理效能与捍卫人类尊严等长远社会目标之上。唯有将技术优势深植于社会土壤，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构建国家长期竞争力。

报告认为，决定国家长期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社会自身是否具备七大关键特质：国家抱负与集体意志(National Ambition and Willpower)、统一的国民身份认同(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共享机遇(Shared Opportunity)、积极有为的国家(An Active State)、有效的制度(Effective Institutions)、学习与适应型社会(A Learning and Adapting Society)和竞争性多样性与多元化(Competitive Diversity and Pluralism)。人工智能技术与这七大核心社会特征深刻互动，而其在每个领域带来的，既可能是革命性的发展动能，也可能是动摇社会根基的风险。人工智能时代的赢家，并非仅仅是拥有最先进模型的国家，而是能够成功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强化而非削弱这七大社会特质的国家。

1. 国家抱负与集体意志

历史上的强国无不依赖于一种渴望成就的集体自信，人工智能有望通过创造财富和解决重大挑战来重振这种雄心。然而，其风险在于，当人工智能在多数领域超越人类，则可能催生依赖心理，致使“全民懒散”。长此以往，国家可能沦为一个拥有顶尖技术但缺乏竞争力的“空壳”国家。

2. 统一的国民身份认同

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是国家力量的基石。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来增强认同感，但其加速社会分裂的潜在风险更大。人工智能可能催生新的不平等、替代真实的人机互动，并通过算法加剧“信息茧房”，从而侵蚀人类社会团结的根基。国家如若仍希望维系其内部凝聚力，则必须以空前决心投入资源维护其社会认同。

3. 共享机遇

人工智能前所未有地拓宽了“机会边界”，让经济红利更公平地惠及全民发展，让边缘群体也有共享机遇。然而，技术的普及并不会自动导向公平。除非社会有意识地塑造技术革命，使其以人道和普惠的方式赋能公民社会和全人发展，否则算法歧视与岗位替代很可能加剧现有不平等。因此，终极问题不在于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人类社会，而在于人类社会决定为自己创造怎样的未来。

4. 积极有为的国家

一个能设定规则、提供公共产品、营造公平环境且不限制社会活力的政府至关重要。人工智能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方面潜力巨大，但其扩散也存在瓦解社会信任和团结的重大风险。未来十年的人工智能竞争将是围绕国家治理效能的竞争。积极有为的国家不仅关注如何从人工智能中获得经济利益，更关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国家实力。

5. 有效的制度

制度包括正式组织与非正式规范，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骨架”。人工智能对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社会制度形态的重塑效果是显著的，但其应用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甚至沦为执政者的攻击，催生“技术利维坦”。如果不能审慎地将人工智能融入现有制度，则反而可能侵蚀社会资本并损害国家的长期竞争优势。

6. 学习与适应型社会

一个社会获取、吸收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是其创新能力的源泉。作为强大的学习引擎，人工智能一方面能加速科学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工智残”的风险。如果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以牺牲人类深度思考和创新能力为代价的，那么无论其多么智能，都将损害人类社会的长期智力发展与达成共识的能力。

7. 竞争性多样性与多元化

思想多元化和权力的适度分散是社会活力的保障。人工智能既可以成为创意生成与跨领域写作的动力，也可能因其算法的同质化倾向与对信息环境的塑造而加剧社会认知危机。

人工智能的差异化应用（来源：RAND Corporation）

未来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

基于上述论证，报告认为美国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所需要的远非一份单纯的技术路线图，而是一份旨在激发国家全面复兴的综合性议程。美国需要的不是一项孤立的“人工智能战略”，而是一项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工具，旨在建立长期国家竞争力的社会战略。

这份报告的终极关切在于解决“人类主体性”的损害。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决定性的竞争优势取决于技术能否广泛增强个体与集体的主观能动性。为实现这一目标，报告提出了涵盖技术、治理与社会的八大战略支柱：提升公共部门人工智能竞争力(Build public-sector AI competence)、培养相关人才(Develop relevant talent)、催化拓宽社会机遇的人工智能应用(Catalyze AI applications that widen opportunity throughout society)、开展保障自主决策权的全国性运动(Undertake a national campaign to guarantee autonomous agency)、发展一个发现新知的新时代(Underwrite a new era of intellectual discovery)、利用人工智能与法律改善信息生态(Use AI and targeted law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结合人工智能与制度改革优化公共部门行政效率(Combine AI with institutional reforms to streamline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sector bureaucracy)、创建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预见与战略职能(Create anticipatory AI foresight and strategy functions)。

具体而言，领先国家应致力于构建兼顾“技术领先”与“社会适配”的综合性人工智能战略，采取一套前瞻性的协同发展战略。首先，政府自身需从监管者转变为“精明的”使用者，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和评估体系系统提升公共部门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以高效治理重建公众信任。其次，人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基，需从基础教育到终身教育全面普及人工智能，并重点培育批判性思维等能力。第三，必须主动引导人工智能应用拓宽社会机遇，通过专项计划与社区网络，确保技术进步惠及所有人。同时，必须开展全国性运动以保障公民的自主决策权，通过立法赋予公民质疑自动化决策的权力，增强个体能动性。此外，应构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但由人类主导的发现新知的新时代，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维护人类社会的创新根基。在社会环境层面，需结合人工智能与法律手段改善信息生态，治理虚假信息，构建相对理性的社会舆论环境。在制度层面，应借助人工智能优化公共官僚体系，打造更高效的政府，而非僵化的“算法利维坦”。

当人工智能深植社会土壤

我国目前的诸多实践，正生动诠释着人工智能实现“社会适配”的成功路径。

在弥合公共服务鸿沟方面，深圳的实践呈现出从微观应用到宏观构建的升级路线。深圳市南山区将政府和企业深度链接，聚焦具体应用场景，系统性推动人工智能与社会需求深度融合。例如，南山区人民医院与华为签署战略协议，旨在打通科技与医疗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共同打造“医疗行业世界级标杆”；南山区科技创新局通过“揭榜挂帅”机制，发布了覆盖“融合大模型的院前急救智慧诊疗平台”“全流程交互式居民健康服务”“基于多模态超声的AI辅助诊断平台”等18个关键场景的榜单，引导顶尖科技企业攻克特定民生与产业难题；南山医院更率先推出国内首个覆盖“全时、全域、全人群、全周期”的“AI+健康管理”创新体系，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从预防、诊疗到康复的全链条服务。

在优化治理与公共服务方面，杭州的“城市大脑”已演进至3.0阶段，致力于打造“超大城市智能体”。它率先部署先进大模型，孵化出“警小爱”“依保儿”“杭好梦”等一系列深入政务、医保、医疗等领域的特色智能体，并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赋能基础设施监测与公共安全治理，使城市管理“更聪明”、服务“更精准”，显著提升了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效能与市民体验。

这些实践表明，当政府发挥公共性引领作用，构建开放创新的制度环境，便能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提升医疗可及性、服务质量和全民健康水平的强大动力。人工智能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其对具体社会需求的回应与解决能力上。只有当技术扎根于社会土壤，服务于城市治理、医疗公平、终身教育等关乎民众福祉与发展的真实场景时，才能将技术创新优势转化为扎实的社会进步与国家长期竞争力。

在技术平台日益强大的背景下，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其核心作用在于构建并维护一个健康、公平、向善的技术与社会生态。具体而言，可在四个方面着力：第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清晰界定数据权属、算法问责、隐私保护与非法的边界，为技术创新划定“红线”；第二，督导平台建立负责任的审核治理机制，提升透明度，并承担起与其技术能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第三，实施公正监管，精准打击虚假信息、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等问题，同时审慎平衡监管力度，保护合法的言论自由与创新活力；第四，启动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改革，将批判与创新思维、数智素养与科技伦理置于核心，重塑公众思考能力与价值判断，培育能够驾驭技术的公民。

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来源：都市快报）

国内首个“AI+健康管理”创新体系落地深圳（来源：羊城派）

总结

这份报告的深刻启示在于，面对人工智能这一重大历史性转型，长期国家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是人工智能能否实现“社会适配”，而非单纯实现技术领先。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远不止于芯片或模型的竞赛，而是一场关于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现代化、创新生态构建乃至文明前景的综合性竞争。这要求政府、市场与社会形成合力，通过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与普惠性的资源分配构建开放包容、持续创新的社会文化，系统性地提升社会整体对人工智能的吸纳、转化与驾驭能力。唯有将技术优势深植于更加坚韧、包容且充满活力的社会土壤之中，国家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得真正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本文作者

赵宇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实习生。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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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詹蕴第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伍子尧 

终审 | 冯箫凝